下 明清朱泥壶的发展历程与署款文化

明清朱泥壶的发展历程与署款文化(下)
——2001中国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论文
作者/黄健亮

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热衷追求
至于在工夫茶区,紫泥壶与朱泥壶这两支系出同源的佳器,彼此之间的竞逐又是如何?从闽南一地历来出土的田野经验看来:自明万历起至清初应是以紫泥壶为主力,至清中期渐渐淡出;而朱泥壶则自清初渐增,过清中期以后达到全盛,并延续到二十世纪初 。两者交叉重叠区隐约出现在清初至清中时期 。就容量上的比较,两者皆大致吻合:清初大于清中,清中又大于清末的递小趋势 。
在明清朱泥壶出土档案中,最具代表的首推「陈鸣远朱泥壶」的出土 。1990年夏天,福建省漳浦县,离大彬壶出土处不远的南坑村有一古墓被盗掘 。此墓为清干隆23年入土的蓝国威墓 。(蓝氏为康熙60年贡生,殁于干隆年间 。)在当地公安的追查下,盗墓者交出所获文物,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首推底刻「丙午仲夏,鸣远仿古」的朱泥壶(此壶亦经南博考古学家断为鸣远真迹标准器),此外尚有「若深珍藏」款青花小瓷杯四件,及锡罐一个,里面装有题名「素心」的茶叶若干 。这些器具都是工夫茶最讲究的精品,不但说明了墓主饮茶的嗜好与品味,更具体记录了雍干时期的茶俗风尚 。特别值得探究的是:此壶所落的「鸣」、「远」两枚阳文篆字小章,采用上圆下方的印章格式,这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数件干隆皇帝御诗茶具上「干」为圆章,「隆」为方章的格式相同,两者年代相近,款式相仿 。这类上圆下方的二字章似乎是在雍干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同期并有「荆溪」、「邵旭茂制」等上圆下方印式 。这种「右侧题诗文,左侧钤圆方二章」的格例是否为陈鸣远朱泥壶的标准格式?虽未可知,但显然自干隆以后的历代朱泥陶人常常援引此式,制作出如「时」「大彬」、「惠」「孟臣」等款识的朱泥壶 。
【下 明清朱泥壶的发展历程与署款文化】无疑地,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追求与喜好,是宜兴壶跨进工夫茶系的重要媒介 。福建博物馆王文径馆长在《闽南出土紫砂壶侧记》一文中,写道:「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初(闽南地区)曾出现过一个特殊的繁荣时期……仅漳浦一县,从嘉靖至崇祯年间就有一百廿几人『进士及第』……至清初……漳浦也先后出现了三百多个五品以上的武将…」 。就社会文化层面来看,清康雍以后,世局早趋安定,正值太平盛世,士大夫之间品茗玩物之风甚炽,越是上层阶级的人,对茶器越为讲究,「名人配名壶」,就像今日名流显要追求的名车名表般,已然成为社会地位、声望品味的表征 。况且以东南沿海对工夫茶艺的讲究程度,世间茶具之首的紫砂壶自是达官贵人的必备门面 。
吴梅鼎《阳羡茗壶赋》:「一瓷罂耳,价埒金玉,不几异乎,顾其壶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 。」这种追求名壶名作的现象亦可由前述两大名壶的出土档案印证:大彬、鸣远制器早在清初便享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求鸣远碟」的美誉,既用「艳说」、「竞求」来形容,可见此器绝非人人可得,卢维祯与蓝国威两人想必也引此自豪 。总之,此两大名壶的出土,除了对时大彬、陈鸣远的研究大有裨益外,还应对「此两壶俱出土于朱泥壶最盛出的漳浦」背后所蕴含的意义,进行更深入的茶文化考证 。
到了晚清,更有名仕到宜兴订壶,作为往还交际之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潘壶」 。据《阳羡砂壶图考》记载,潘仕成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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