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昀看来，《聊斋志异》的题材固然好，但是叙述文本有些“不伦不类”，过于随意，不够严谨，而那些书生艳遇的绮丽故事，更是不值一提。用今天的话来说，蒲松龄或许进行了一场文本实验，得到了市场认可，却未被主流文坛所接纳。
纪昀大概对《聊斋志异》的流行相当不齿，他甚至专门写《阅微草堂笔记》以告诉世人，真正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反仿蒲松龄笔下的狐仙故事，揶揄书生的白日梦：“此怪非鬼非狐，不审何物，遇粗俗人不出，遇富贵人亦不出，惟遇人才之沦落者，始一出荐枕耳。”纪昀不掩对蒲松龄的嘲笑，那些美丽的姑娘凭什么只对落魄的书生情有独钟?
科考之外收获声名
仕途通达的纪昀无法理解蒲松龄，也无法喜欢《聊斋志异》。身为普通人的我们，却痴迷于蒲松龄的鬼怪传说，佳人钟情于落魄的才子，无视钱财这些身外之物，更见情感的高洁。在很多个没有收音机、电视机以及电脑、手机的夜晚，人们围坐一圈，听老人讲这些久远的传说，打发漫长的时间。到了后来，《聊斋志异》里的那些故事被拍摄成影视剧，抽象的文字和言说化为具象的画面，让人更是念念不忘。
《聊斋志异》不仅深受中国读者欢迎，也走向世界，让外国人对其中那个神秘、瑰丽的世界着迷。据上海外国语大学李海军博士论文《从跨文化操纵到文化和合——英译研究》，1842年，来华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翻译了《聊斋志异》中的故事，1880年，伦敦的T·德拉律出版社便出版了两卷本的《聊斋志异》。之后，关于《聊斋志异》的版本和研究更是不计其数。蒲松龄写的那些故事发生在中国，对外国读者来说，为其所吸引固然有对东方古国的好奇心，但最终让它获得全世界共鸣的或许是其中的善恶人性和凄美爱情。
后来发生的这一切，无论批评还是赞誉，蒲松龄都没有机会听到了。1687年正月，蒲松龄与故交王士禛重逢。“花辰把酒一论诗”，与志同道合的友人相聚，只有诗酒，没有琐事。1701年春天，62岁的蒲松龄将《聊斋志异》编辑为两册，寄给王士禛，请他帮忙为之作序。对这位乡村教书先生来说，彼时文坛大家王士禛的认可和推荐都十分重要。蒲松龄正忐忑期待读者，对《聊斋志异》的未来一无所知。
【说聊斋 你也说聊斋 我也说聊斋】那时候的蒲松龄根本不能预料，闲暇之时所作的一部《聊斋志异》会在后来成为一部文学巨著，而他的名字也被铭刻于文学史。他在科场的一次次的落魄失意，使其一生不得昂扬，困在彼时的价值观和成功学里，但在《聊斋志异》中，他可以放下戒律，解放身体和意志。尽管那些故事曾被嘲笑为书生的白日梦，可是创作它们的那些时间，或许是一个穷困书生暂时忘却现实，在另一个世界里最自由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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