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一些美国前政客和学术精英希望通过对抗中国来缓解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刺激美国形成跨党派共识，加速提升美国的竞争力，更好地与中国竞争。美国精英相信权力的制衡，主张三权分立。然而，政治极化不可避免地使两党精英陷入“为对立而对立”的权力博弈。从特朗普执政之初，民主党酝酿弹劾，最终控制众议院后成功推动弹劾案。这场漫长而激烈的政治斗争严重消耗了美国的政治资源。国会两党议员、司法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助理以及议员助理在针对特朗普的各种调查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一系列的听证会、无休止的国会辩论、繁琐的法案起草、投票以及相关的法律工作，都被用在政治斗争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能够刺激经济、提升美国竞争力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却因为“否决政治”而被忽视；重大枪击事件的频繁发生，经常动摇执政党和反对党，但民主党推动的更严格的枪支管控立法却被搁置。如果我们考虑到特朗普上台后对奥巴马执政遗产的否定，以及对美国几乎所有重要问题的重复和折腾，比如税制改革、医疗保险、教育、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等，美国政治的弊端就可以清晰地向世界揭示。
对于美国的政治极化和政治恶斗，越来越多的两党政客和社会精英痛心疾首，呼吁进行改革。但这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选举制度的改革、利益集团的角力、意识形态的分歧等，难以推进。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精英希望通过向外部转移矛盾、树立一个敌人来迫使两党缓和对立情绪，与中国开展冷战成为一项选择。英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称，“如果美国人现在意识到一个新的外部敌人，这会不会减少近期声名狼藉的内部两极分化呢？我们能从国会里两党合作的减少、社交媒体上的激烈讨论中看到这种两级分化。我觉得有可能。冷战对美国有政治上的好处。”上世纪 50 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发作过去之后，随着美国人对他们面临一个共同敌人达成共识，国内的分歧明显减少。也许外部敌人的概念能够说服美国的政客们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开发新的技术上去，如量子计算”。美国前国会众议长纽特·金里奇虽然在上世纪 90 年代不择手段地与民主党斗争，亲自推动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但如今对美国的政治内斗颇为忧虑，呼吁美国人不要热衷于党争和“认同政治”，而应相互合作以更有效地对抗中国，认为此举有助于在美国制造危机感，促使两党投资美国的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等以提高美国的竞争力。
事实上，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两党精英忙于内斗，但他们早已就对华政策达成共识，在推动与中国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特朗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是政治对手。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的分析师是他们自己的主人。美国CNN和福克斯新闻频道的编辑采访人员互不对视，却在形成相同或相似的“中国认知”。这些精英都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和中美经济关系“对美国不公平”，都声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侵蚀了美国的主导地位”，都承认接触政策未能“让中国走上民主之路”，都表明中美在宗教、人权、台湾省、新疆、香港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因此，尽管在国内问题和其他外交问题上争吵不休，但两党精英在攻击和“鞭挞”中国时却在进行“自下而上的竞争”。比如，特朗普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极端压力，而民主党议员则提醒他不要与中国达成“出卖美国利益”的协议。在对“与台湾省交流法案”、“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等与中国有关的法案进行表决时，两党议员几乎都投了赞成票。计划在美国弹劾特朗普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2020年2月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斯珀等行政官员一起攻击中国。可以说，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指责和打压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精英的粘合剂，成为美国新的“政治正确”。美国两党都是美国大企业、军工集团、高科技公司和不同选民群体的代表，在捍卫美国霸权、压制中国挑战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精英共识”。美国的内斗越激烈，精英阶层就越有意识地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建立共识，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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